「致命」网课背后的教师围城
文 | 蔡家欣
编辑 | 王一然
对于郑州市新郑三中历史老师刘韩博来说，10月28日，或许和往常一样：没有早课，按照惯例，她早起先打扫家里卫生，然后骑上电瓶车，到附近的菜市场买菜。闲下来的时候，她就坐在阳台看书，书桌的一角摆放两盆绿植——这张原木色的书桌，是几年前丈夫专门为她订制的。她爱极了这个角落，不仅看书办公，就连吃饭，也会一个人捧着碗，坐在这里慢悠悠地享用。
下午5点多，46岁的刘韩博拎着两袋饺子馅出门，给婆婆和娘家母亲送去。虽然住得近，刘韩博放心不下两边的老人，菜会多买两份顺道送去，隔三差五还专门跑去给老人做饭。婆婆回忆，那天刘韩博还是“跟以前一样懂事”，留她吃饭拒绝了，“你们吃吧，我得赶紧回家。”
她要赶回家上网课，晚上6点和8点，有两堂历史课。6点钟的那堂课看起来没有任何波折，很顺利地结束了。7点的间隙，她转发了一篇文章到家庭微信群——那是一个四口之家，刘韩博的丈夫在郑州工作，一对双胞胎女儿，分别在杭州和上海读大学。散落四地，微信群是这个家庭的纽带，两个女儿在里面分享校园生活，刘韩博也会将随手拍的鲜花图往里发。
平淡如水的生活，在接下来的测试课迎来转折。约8点15分，ID名为“鸡你太美”、“终极猎手梦泪”的陌生账号突然涌进刘韩博的课堂，大声播放音乐。刚开始，刘韩博似乎没搞清楚状况，一边给学生说习题，一边询问，“谁啊”，“丁真（头像）这个是谁？”
根据一段当时的网课视频，刘韩博的询问没能中止闯进课堂的陌生人。他们越来越嚣张，直接开口辱骂刘韩博，还在屏幕打出“你在狗叫什么”的文字。隔壁班的牛老师曾试图进群帮忙，她建议刘韩博转交主持权。混乱的环境和复杂的网课系统，都让这个中年教师显得无措，她用方言着急询问，“转给你，怎么弄，会议退出吗？”
入侵者转而攻击牛老师，网课现场一度骚乱。最后，刘韩博似乎放弃挣扎。事后，班上学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，当时刘韩博只说了一句，“同学们专心做题吧”，语气疲惫而无奈。另一位学生称，当时刘韩博的声音“都发颤了”。
9点10分测试结束。很多学生私底下忿忿不平，“这些人凭什么骂人？”
只有刘韩博，没有再发出任何动静。在接下来的两天里，她消失了。很多人联系不上她：先是她在郑州的丈夫，10月29日和30日，他多次拨打刘韩博的电话，但无人接听；还有她教授的四个班、200多名学生——她缺席了10月30日白天的历史课。
但没有人察觉到异常。疫情三年，网课变成教学常态，对于一位老师来说，不及时接听电话太正常了。刘韩博的丈夫没有多想，只理解成她“一直在上网课”，“没敢打扰她”。缺席的那堂课，学生则以为老师有事，自行主持自习，事后学校曾在教工群通报批评刘韩博无故缺课。
直到两天后，10月31日，这位46岁的老师被发现死于家中，医院推测为心梗猝死。
“有调皮捣蛋的学生很正常”
刘韩博是一个普通的高中历史老师。要说特别的，大概是她的温柔。很多在新郑三中读过书的学生都喜欢她，“会讲很多小故事，很有趣”。她个子不到1米6，一头短发，平素喜欢穿长裙和平底鞋。路上见着了，总是笑咪咪的。她说话很温和，一位学生回忆，文理分科时大多数人会为前途选理科，只有刘韩博站出来鼓励他们，“选择你所热爱的”。
在那个四口之家，刘韩博也是家里的支柱。她和丈夫是青梅竹马，最初结合的日子，经济并不宽裕。20岁的女儿阿诺回忆，从小都是父亲骑着摩托车，在寒风中载着她们母女三人去学校。刘韩博很节俭，衣服全是打折买的，煮面水也不舍得倒掉，会用来洗碗。后来，日子慢慢变好了，前几年他们终于买房换车。
在孩子的教育上，刘韩博严厉又包容。阿诺以前也在新郑三中读书，刘韩博从不搞特殊，母女俩在学校碰面，刘韩博只是点点头，“赶紧上课去吧”。她希望阿诺学新闻，“能为一些事情发声”，但阿诺有自己的想法，刘韩博就主动帮她挑学校。寒暑假的时候，刘韩博会建议两个女儿去打工、攒私房钱。
意外发生后，家里没有人敢告诉阿诺和妹妹真相。10月31日在学校吃午饭，大伯打电话让阿诺赶紧回家，理由是“爷爷身体不好”。从杭州到新郑，8个小时的车程，阿诺和妹妹一路发信息、打电话，只有妈妈刘韩博，没有任何回音。跟家人通电话，阿诺和妹妹反复说，让我妈说话，但电话那头的亲人，都会陷入沉默。
阿诺的心慢慢沉下去，“做好最坏的准备。”那天晚上11点，她和妹妹到家，看到妈妈刘韩博的照片被挂了起来，爸爸在沙发上哭，妹妹崩溃了。20岁的阿诺“愣得哭不出来了”，直到所有亲戚都离开，才一个人嚎啕大哭。
那天晚上，阿诺收到刘韩博学生的信息，看到28号晚上那堂网课的视频。视频里，一边是藏匿身份、极尽低俗言语辱骂的入侵者，另一头是独自在空荡荡的房间里、没有应对能力的妈妈。那是阿诺第一次听说“网课爆破”——入侵者通过各种方式获得在线课堂的会议号和密码，强行霸屏、骚扰辱骂、播放不雅视频等方式干扰课堂。
据刘韩博的丈夫王伟回忆，早在10月中旬，刘韩博就曾遭遇“网课爆破”，他目睹了整个过程，“进来一帮人，放音乐、骂人、还有涉黄的东西”，持续了至少五六分钟。当时刘韩博情绪“特别激动”，王伟强制让妻子退出这堂网课。事后，两人猜测是班上学生泄漏会议号，但并没有将事情挂在心上，“偶发情况”，“有调皮捣蛋的学生很正常”。
阿诺很心疼妈妈，“不知道她那个时候有多孤单”。在阿诺眼里，妈妈很细腻，有自己的小世界。她会在日记本记录对一则广告的思考，也会经常感叹“今天心里空落落的”。高三那年，母女俩去杭州考试，妈妈特意买了绿皮火车票，天蒙蒙亮，她就爬起来看车窗外的风景，“一个人坐在那里看，也不说话。”阿诺抱怨火车太吵太慢，刘韩博耐心地说，“人生是一场旅行，要是求快，就什么都看不到了。”
最让阿诺过意不去的是，妈妈是饿着肚子走的，“她走之前连口饭都没吃，家里面的锅都是干净的，真的觉得心里太难受了。”
屏幕后的老师
11月1日，刘韩博的遭遇被女儿阿诺公开发到网络上。据公开报道，去年年底，天津、辽宁等地都曾发生过类似的事。有人将此归结于技术漏洞，“学生上课居然不是白名单制度？”也有人认为应该加强对老师的培训，“左手禁言右手踢人，很多老师不太懂”。更有人提出受害者有罪论：“这个老师的心理素质太差了。”
36岁的林桐特别能理解那个时刻的刘韩博。“我特别能切身感受到她（刘韩博）的痛苦，我们之间唯一的差别就是我还没被气死。”林桐是西北地区一所中学的语文老师，9月29日中午12点左右，几个ID名为“带刺的玫瑰”、“阿兴丫丫”的陌生账号突然闯进她的网课，公然辱骂林桐。
刚开始，林桐以为是家长对网课不满，极力劝阻，“等下课后再说”。但对方没有停止，继续用低俗的语言骂人，林桐终于察觉出不对劲，“如果家长有意见，也不会这样粗俗。”林桐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，她回忆，当时脑子一片空白，为了能继续上课，她只能警告对方“请滚出我的课堂”，并多次将闹事者踢出。
事后，林桐在班上发出警告，但没有学生承认，她决定上报学校并报警，“只有报警，我才能稍稍觉得找回一点公平。”她想揪出幕后黑手，循着几个ID名在快手上找到了“网课爆破群”，短短几天，群人数从300迅速涨到500名。班上一个学生也在群里，林桐回忆，那名学生兴奋地说“谁把我们老师骂了，我可太谢谢他了，真是为我出了一口恶气”。
林桐最终找到了其中两个闹事者。其中一个是隔壁中学初二在读的学生，林桐质问他这样做的原因，他回应“没有原因，以此为乐”。泄漏会议号的是班上的一个男生，他既不上网课也不交作业，几天前林桐刚给他家长打电话。林桐问他，在课上听到老师被骂是什么感受？这个学生说“幸灾乐祸”，语气没有一丝愧疚。
这让林桐很心寒。她所在的学校在西北一个小城市城乡结合部，升学率仅有20%，在她眼里，这个男生很有希望考进高中，“所以我才给他的家长打电话。”她觉得自己被辜负了，“结果就像毒蛇一样反咬我一口。”
但作为班主任兼语文老师，她还要继续履行教师的职责。闹事学生交上来的作业，她都要忍着不适和愤怒去批改；小城封控两个多月，她独自一人在房子里，每天对着冰冷的屏幕讲课。屏幕的另一端，全班50多个学生，能有40个在线，30个交作业已算不错。林桐对网课积怨已久，“我也不想用网课的形式授课，请问老师做错了什么，凭什么要承受这些侮辱和恶意？”
31岁的张含也感受到了这种“失控”，她做了八年的中学老师，觉得网课的到来，让老师真正失去了对课堂的控制。作为班主任，她在网课前都会点名，要学生开视频，很多学生直接无视，“很费劲，你根本就逮不着人。”老师也常常失去信心，“说白了，就别追求什么教学进度，教学效率了，能正常上完就很好，真的是看孩子自己的造化。”
碰上性格内向的学生，网课或许是另一场煎熬的拉锯。张含班上一名学生，因为音频故障，回答问题、点名总不及时，这个学生从不解释，结果换来老师的误解和更频繁的提问。时间久了，学生反感网课，并将会议号发到网上，最终引来了入侵。
某种程度上，张含能理解这个学生的行为。小升初没几天，跟老师同学都没来及得熟悉，就因为疫情在家上网课，在课上又屡屡受挫，“他就会觉得自己很丢人……对网课就有抵触。”
无法否认的是，网课的日常化像一张网，逐渐收紧学生和老师的关系，甚至砍断人对社会的触角。刘韩博的女儿阿诺曾设想过，如果母亲是在现实课堂中遇到类似的事，会是这样的结果吗？或许不会，“至少老师们都在办公室，就算真有什么事情，大家还能聊一聊，缓解心理压力。”
“慢刀子”
11月2日，新郑教育局发布刘韩博事件的通报，称经公安机关调查反馈，排除刑事案件可能，针对网传网暴事件，公安机关已经立案侦查。河南泽槿律师事务所主任付建认为，网课爆破是“爆破手”恶意入侵学生网络课堂，通过骚扰和辱骂等方式扰乱课堂秩序的行为，属于网络暴力的一种情形，如情节达到一定的严重程度，或可构成侮辱罪和寻衅滋事罪。
但更多的人认为，网课爆破和入侵属于未成年人的恶作剧，很难诉诸法律。这一点同是班主任的张含和林桐深有感触。网课被入侵的最初，她们上报学校、到派出所报警、在网络上举报，效果并不明显——学校建议老师自己做好防范，派出所建议解封后解决。
林桐虽然找到了幕后黑手，但这件事的处理结果也大致能想象，让学生当众念检讨书，最严重的是记过处分，“义务教育又是未成年人，学校也没办法。”
有时候，林桐不免怀疑自己“是不是太较劲了？”但言语留下的伤痛难以抹掉。两个月以来，林桐夜夜失眠，时常感到屈辱和恶心，“你没听到那些骂人的话，就不知道我受过多大的伤害。”最让她难受的是，解封后要如何面对全班学生，“他们亲耳听到我被辱骂，也许会觉得我还有啥资格讲课？”
这次的经历，几乎摧毁了林桐对这份职业的认可，“就像慢刀子割肉一样，它让你整个心慢慢地坏死。”十五年前，她满怀改变的期望加入教师队伍，也遭遇过多次打击，一次凌晨4点，学生家长打电话冤枉她罚站孩子。现在她说：“如果不是要还房贷，我就辞职了。”
失去刘韩博的家庭，还沉浸在悲痛里。这些天，她的丈夫强打着精神处理后事，让两个女儿安心。小女儿一个人在房间待着，去年暑假为了节省空调电费，小女儿和刘韩博就挤在这间房里学习，一个坐书桌，一个躺床上。
大女儿阿诺总感觉母亲还没走，闭上眼，全是她的影子和声音：她站在厨台边摊菜饼到12点，锅里热气蒸腾；在姥姥家吃饭，所有人都上桌了，母亲还在厨房里忙活，这个时候她总是笑得最放松。
她最怀念的是去年暑假，每天早上，母亲在7点多散步到自己打工的超市，领两颗免费的鸡蛋，等到8点半，再把自己骑过去的电瓶车骑回家；去郑州看病，母女俩专程到旧衣摊淘了一条10块钱的牛仔裤，母亲还在旧书摊买到喜欢的老杂志。母亲很文艺，喜欢穿棉麻的长裙。下葬那一天，阿诺特意将那套灰白色的新中式裙子给母亲捎过去——那是三年前，母女三人精心在上海的一家服装店挑选的。有时候，看到楼下停着的电瓶车，阿诺甚至会恍惚，妈妈是不是出远门了？
但这样平凡细碎而温暖的日子不会再有了——母亲走后的一个清晨，阿诺听到父亲一个人在沙发上啜泣：他和母亲曾相约，退休后到湖北山区养老，母亲继续支教——连同这个依旧带着教学愿望的未来规划，一起在冬日里消散掉。
（应讲述者要求，文中阿诺、王伟、林桐、张含均为化名。实习生杨东海对本文亦有贡献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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